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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束语 滚滚长江东逝水 五、解铃还须系铃

所属书籍: 易中天品三国

荀彧、鲁肃、诸葛亮,可能是当时三大集团中最值得注意的三位“谋士”。他们已非一般意义上的“谋士”,甚至不可以“谋士”名之,只能称之为“政治家”。但是,他们三人的结局却不相同。荀彧最为不幸。他为曹操操劳服务了一辈子,却在五十岁时被曹操所逼忧愤而死。
  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酿成了荀彧的悲剧。
  荀彧在曹操集团当中是比较特别的。他出身士族,本人也是名士,被评为“王佐才也”。这个既是士族又是名士的荀彧是从袁绍那里过来的。我们知道,袁绍的路线,是“儒家士族”的。曹操的路线,则是“法家寒族”的。荀彧去袁就曹,这就非同一般。更不寻常的是,荀彧投奔曹操,是在汉献帝初平二年(公元191年)。那时袁绍已经夺了韩馥的地盘,当了冀州牧,曹操却只是袁绍表荐的东郡太守,根本就不可相提并论。前面讲过,官渡之战时,很多人不看好曹操,认为袁绍必胜。荀彧却在九年前就抛弃了袁绍,岂非异常?
  那么,荀彧为什么要离开袁绍到曹操那里去呢?因为他“度绍终不能成大事”。荀彧的“大事”是什么?和诸葛亮一样,也是“兴复汉室”。可惜,当时参加关东联军的那些诸侯,几乎没有一个是中用的。最有条件和能耐的两个,袁绍和袁术,却又自己想当皇帝,而且还当不上。所以,荀彧宁肯选择当时最不起眼的曹操。因为曹操的胆识才略,其实已经表现出来。他在这个时候,也还是东汉王朝的忠臣,为国献身的英雄。荀彧这才寄希望于曹操。看看“荀彧版”的《隆中对》就知道,他对曹操是怎样评价的?又是“乃心无不在王室”,又是“匡天下之素志”。他为曹操提出的政治纲领是什么?一曰“奉主上以从民望”,二曰“秉至公以服雄杰”,三曰“扶弘义以致英俊”。这个立场,其实是再清楚不过。
  荀彧提出这个政治纲领,是在建安元年(公元196年)。等到建安十七年(公元212年),情况就发生了变化。曹操已不再“乃心无不在王室”,也不是“奉天子以令不臣”,而是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,要自己封公建国了。下一步发展,必将背离荀彧的理想和初衷。所以,荀彧不能不阻拦。但是,他阻拦并没有任何效果。曹操已上了自己的“贼船”,只能一条道走到黑。于是,荀彧只能与曹操分道扬镳,并选择死亡。他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殉自己的理想,也用自己的生命对曹操做最后一次劝谏。荀彧作出这样的选择,有着多方面原因。但说到底,还是他名士身份、士族立场和儒家思想所致。东汉王朝以名教兴国,世家大族以儒学立身,忠君守节的观念根深蒂固,改朝换代成为最敏感的问题,甚至成为划线的标准。比如范文澜先生就把聚集在许都的中原士族分为“拥汉”和“拥曹”两派。其实“拥汉”、“拥曹”并无截然界限,都是士族。荀彧就是派系上“拥曹”,骨子里“拥汉”,不折不扣地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。正是这种不可解的内在矛盾,酿成了他的悲剧。
  荀彧的立场不是曹操的立场,鲁肃的立场却是孙权的立场。因此鲁肃的结局要好得多。孙权不是士族,鲁肃不是名士,他们就没有那么多负担。所以鲁肃可以直言“汉室不可复兴”,孙权也可以一会儿反曹,一会儿降曹。要降曹(比如要对付刘备时),就说曹操是“汉相”;要反曹(比如要联合刘备时),就说曹操是“汉贼”,典型的实用主义。但以东吴之弱小,恐怕也只能如此。因此孙权把“变脸”这一套玩得烂熟。这套把戏说得难听叫“见风使舵”,说得好听就叫“审时度势”,根本目的则是要“建号帝王以图天下”。但是,要想“图天下”,就得“称帝王”;要想“称帝王”,就得“固江东”;而要想“固江东”,就得争取江东士族的支持。因此,孙权毅然将相当大的权力交给了江东士族,让陆逊和顾雍分掌军权和政权,让大量士族子弟进入他的幕府和zhèng fǔ,实施“吴人治吴”。这就不但实现了孙吴政权的“本土化”,也实现了它的“士族化”。孙氏政权原本与江东士族是对立的,孙策甚至曾经对江东豪强大开杀戒。现在,孙权却与他们握手言欢,还让他们参与政治。
  孙权不是理想主义者,准确地说,他是有目标无理想。所以,孙权并不在乎东汉王朝是存是亡,也不在乎曹操是忠是奸,而只在乎保住他自己的地盘。他甚至不在乎这个地盘上的政权属于士族还是庶族,只要它姓孙就好。
  刘备称帝之后只有两年就驾鹤西去,诸葛亮才真正是治理蜀国的人,麻烦是在刘备和诸葛亮这边。
  刘备的麻烦在于他的宗室身份。这身份让他占了便宜,也让他背了包袱。袁绍死后,反曹拥汉的士族和名士能够指望的,就只剩下刘备。刘备自己打出的旗号,是痛感于“汉室倾颓,奸臣窃命,主上蒙尘”,“yù信大义于天下”。这是刘备的政治资本,也是他的政治包袱。也就是说,他不能像孙权那样随机应变,只能将“反曹兴汉”的旗帜举到底。好在这并没有妨碍他夺取刘璋的风水宝地,虽然刘璋是“宗室”。这也没有妨碍他亦步亦趋地照搬曹操的建国道路,虽然曹操是“汉贼”。曹操称魏王,他就称汉中王;曹丕称魏帝,他就称汉帝。蜀汉建国之前并不麻烦,麻烦是在建国之后。不过,这已经不是刘备的麻烦,而是诸葛亮的麻烦。因为刘备称帝之后只有两年就驾鹤西去,诸葛亮才真正是治理蜀国的人。
  诸葛亮的麻烦在于他的政治理想。诸葛亮的理想是什么?一曰“兴复汉室”,二曰“依法治国”。前一项关乎“天下”,事实上不可能实现,且不说它;后一项关乎“国家”,是诸葛亮该做、能做、做得到,也做得好的事情,不妨多说几句。实际上诸葛亮的“依法治国”,是要建设一个高效廉洁的zhèng fǔ和公正清明的社会。这个zhèng fǔ和社会的状态,用陈寿的话说,就是“吏不容奸,人怀自厉,道不拾遗,强不侵弱,风化肃然”。陈寿这话,是对诸葛亮治理下蜀国状况的描述。也就是说,是做到了的。之所以能够做到,则因为诸葛亮“抚百姓,示仪轨,约官职,从权制,开诚心,布公道”。也就是说,依法治国。
  这就奇怪!这样好的一件事,怎么反倒成了麻烦呢?很简单,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不乐意。因为你要公正,就不能偏袒士族;你要高效,就不能只看出身;你要廉洁,就不能容忍贪腐;你要清明,就不能允许霸道。总之,所有这一切,都同士族地主阶级“垄断仕途,控制舆论,成为豪强”这三大特征格格不入,他们怎么会拥护?
  何况诸葛亮为了实现他“兴复汉室”的理想,还不能像孙权搞“吴人治吴”那样,搞什么“蜀人治蜀”。因为蜀汉一旦“本土化”,就必然成为一个保守狭隘的“偏安之国”,哪里还能够北进中原?再说作为一个外来政权的领导人,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“土著”。因此,诸葛亮不但不能实行“蜀人治蜀”,反倒必须对益州本地的士族和豪强,进行政治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平抑。别的不说,单是北伐战争需要的一大笔军费,就得从他们身上出。事实上,只要诸葛亮公平执法,出钱多的就肯定是他们。要想他们没有怨言,除非要么不再北伐,要么不再公平。可惜无论哪一条,都与诸葛亮的理想相悖。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麻烦,而且这麻烦还是死结,解不开的。也就是说,蜀汉只有系铃人,没有解铃人。最后来“解铃”的,就只能是曹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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