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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 重归一统 第四十七集 逆流而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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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逊作为孙吴政权“江东化”的代表人物,由统帅而居相位,可谓登峰造极。然而,就在他人生旅程达到顶点的时候,却被孙权逼死。与此同时,另一些同样卷入太子与鲁王党争的人,却又升了官。那么,在这个事件的背后,有什么深刻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原因吗?这个背景和原因,又与曹操、刘备、孙权的建国之路有什么关系呢?
  上一集我们讲了陆逊之死。陆逊的遭遇像谁?崔琰还是荀彧?我看都像,也都不像。陆逊和荀彧一样,都是忧愤而死(荀彧“以忧薨”,陆逊“愤恚致卒”)。但荀彧死于理想,他和曹操有重大政治分歧,陆逊则谈不上。在立储的问题上,孙权只是处理不当态度含糊,并没有明确要另立孙霸。孙霸最后被赐死,恐怕说明他的想当太子,多少有点自作多情。所以,陆逊死得莫名其妙。这一点又像崔琰。不过崔琰的死,曹操是发了话的,《三国志?崔琰传》就说“赐琰死”。陆逊却不是赐死,是被气死的,这又与崔琰不同。
  实际上崔琰之死,十分费解。我在《命案真相》一集作了很多猜测,总觉得还缺了一点什么。后来读樊树志先生的《国史概要》,恍然大悟。樊先生是把崔琰之死与孔融、祢衡之死归为一类的,因为他们都是“名士”。这就对了。陆逊的问题,其实也正是如此。上一集我们说了,陆逊死后,同样陷入了“南鲁党争”的那些人,比如“tài子dǎng”二号人物诸葛恪,“鲁王党”头号人物步骘、二号人物吕岱、三号人物全琮,不但没有受到惩罚,反倒都升了官。原因在哪里呢?就因为政治背景和家庭出身不同。查查履历就知道,步骘“避难江东”,吕岱“避乱南渡”,都是“流亡北士”。诸葛恪则是“流亡北士”的后代,其父诸葛瑾“避乱江东”。全琮倒是江东的(吴郡钱唐人),但孙策一到吴,他就带领自己的队伍率先投靠(举兵先附),算是“从龙之臣”,多少有点“淮泗将领”的意味。还要“tài子dǎng”的五号人物会稽太守滕胤,虽然没有升官,却也无事。孙权临终时,他还当了顾命大臣。原因也很简单,他和诸葛恪一样,也是“流亡北士”的后代。此外还有一位特殊人物,是仪。他是鲁王孙霸的师傅,却早在赤乌五年(公元242年)就主张降低孙霸的待遇,甚至让他出京,却也没事。当然没事的。是仪北海营陵人,汉末“避乱江东”,也是“流亡北士”嘛!
  相反,我们看在南鲁一案中挨整的,无一不是江东人。被下狱处死的太子太傅吾粲,吴郡乌程人。被撤职流放的太常顾谭,吴郡吴县人。其实顾谭很有来历,他是顾雍的孙子,陆逊的外甥。这就活该他倒霉。不过,顾谭是“tài子dǎng”三号人物,而且跳得很高(给孙权上书),算是“罪有应得”。他的弟弟顾承也和顾谭一起流放,恐怕就是受牵连了。
  为了说清问题,让大家一目了然,我们不妨开一个名单。
  tài子dǎng:
  陆逊,吴郡吴县人,江东和吴郡“四大家族”之一,被逼“愤恚致卒”;
  诸葛恪,琅琊阳都人,“流亡北士”之后,升官;
  顾谭,吴郡吴县人,江东和吴郡“四大家族”之一,陆逊外甥,撤职流放;
  滕胤,北海剧县人,“流亡北士”之后,无事;
  吾粲,吴郡乌程人,下狱处死;
  是仪,北海营陵人,流亡北士,无事。
  鲁王党:
  步骘;临淮淮yīn人,流亡北士,升官;
  吕岱,广陵海陵人,流亡北士,升官;
  全琮,吴郡钱唐人,但属于“淮泗将领”派系,升官。
  这就很清楚了。在此案中,孙权并不是,或者并不完全是按照对太子和鲁王的态度来划线的。其实孙权废黜孙和,赐死孙霸,是在赤乌十三年(公元250年)八月。逼死陆逊,则是在赤乌八年(公元245年)二月。两事相隔五年,可见孙权逼死陆逊时,还没有要彻底解决“南鲁党争”问题都想法;而“tài子dǎng”和“鲁王党”闹得“举国中分”,也才刚刚开始。所以,南鲁党争,不是陆逊挨整的主要原因,也不是孙权划线的标准。
  那么,孙权划线的标准是什么?当然是派系。“tài子dǎng”中,挨整的都是江东人,其他人就没事,诸葛恪还升了官。这意思很清楚,别人(淮泗将领或者流亡北士)掺和到立储之争当中,马马虎虎还可以,你们江东士族不行,陆逊就更加不行!事实上,陆逊一案中挨整的,无一不是江东人,无一不与陆逊有关系,比如顾谭是陆逊的外甥,吾粲向陆逊通风报信。另一位重要人物朱据,虽然是“tài子dǎng”,还属于吴郡“四大家族”,却要到五年后才挨整。因此我认为,陆逊保太子,只是他挨整的表面原因。身为江东士族,也只是他挨整的部分原因。归根结底,还是孙权想整他。
  那么,孙权为为什么要整陆逊呢?
  马植杰先生的《三国史》讲了四个原因。第一,陆逊是江东士族,而且是其中势力最大的。陆家子弟和姻亲,在吴高官厚禄,地位显赫。第二,陆逊镇守武昌,声望至隆。上至太子孙登,下至吴国权要,都与陆逊交好。这两条,都让孙权畏忌。因此有第三个原因,就是孙权怕接班人驾驭不了陆逊,必须在自己身前将他干掉。第四,陆逊是孙策的女婿,而孙权是不想让孙策的子女势力太大的。由此可见,陆逊有数不该。第一,他不该是士族;第二,即便是士族,也不该是士族中最大的;第三,即便是士族,就不该到孙权那里做官;第四,就算做官,也不该该做得很大。有这四条,他就该死,何况还要掺和立储之争当中去,岂非找死?要知道,那是人家的“家务事”,你掺和什么?
  然而陆逊不会这么想,因为他是“士”。士的特点是什么呢?以天下为己任。天下是谁的?在国士们看来,既是皇帝的,也是士人的。皇帝是天下一统的象征,士人是天下太平的支柱。士人作为国家的栋梁,不但要辅佐皇帝治理天下,还要协助皇帝处理好立储问题。因为太子命系国本。太子不牢,国本动摇。保住太子,这是国士们的责任。因此,陆逊不认为这是孙权的“家事”,而认为是东吴的“国事”。他也不认为自己是多管闲事,而认为是忠心耿耿。然而,陆逊的一腔热血却被迎头泼了一瓢冷水,而且是风刀霜剑严相逼,让他冷彻心脾,难怪要“愤恚致卒”了。
  陆逊实在太天真。他以为,孙吴政权已经“江东化”,江东士族也已经“孙吴化”,孙吴政权与江东士族已经融为一体,变成了“一家人”了。他哪里知道,孙权的“江东化”是不得已。孙权只是利用江东士族,永远都不会信任他们。他更不知道,由于前面说的那些原因,孙权其实早就想整他了,只是没有机会。这一次,不过是借机发难。
  孙权会借一件事整另一个人吗?会。张温一案就是。张温的遭遇,最能让人体会到什么叫“冷暖人生”。张温是江东名士,出身吴郡“四大家族”(顾、陆、朱、张)的张家。他本人的素质也很好,《三国志?张温传》说是“少修节操,容貌奇伟”。据田余庆先生考证,张温出仕,是在他三十二岁的时候,想当时推荐他的人一定很多,引起孙权的注意,孙权便问群臣,张温可以和谁相比。大司农(农业部长)刘基说,可以和绥南将军、钱唐侯全琮相提并论。太常()首席部长,管礼仪祭祀)顾雍却说,张温这个人,当今之世,无与伦比()当今无辈)。于是孙权召见张温。召见的时候,张温文采斐然,对答如流,旁观者都斜着身子伸长脖子听得入迷,孙权也肃然起敬礼遇有加。召见结束出来后,张昭还特地拉着张温的手,说老夫向先生致意了,先生应该明白老夫的意思吧!张昭的意思究竟是什么,我们也不清楚。但他对张温另眼相待,则是肯定的。可以说,张温的出仕,是隆重推出的,闪亮登场。所以,他刚一进入东吴政权,就平步青云,扶摇直上,两三年内迅速提升,从议郎、选曹尚书而至太子太傅,并以辅义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蜀汉。
  然而,张温从蜀国回来后,情况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孙权开始莫名其妙地忌恨他,终于找岔子将他下了大狱,后来又罚往本郡做苦力,六年后病死。两个弟弟,也一并被废。三个姐妹也受连累,命运非常凄惨。
  那么,张温又是因为什么案子而挨整的呢?
  此案说复杂也复杂,说简单也简单。简单地说,就是一个名叫暨艳的官员,检核三署,惹出事来。三署,就是五官中郎将署、左中郎将署、右中郎将署。三署的干部叫郎,也叫郎官,有郎中、中郎、侍郎。这些人平时跟随在皇帝身边,宿卫扈从,培养锻炼,有了机会就放出去做官。所以,所谓“三署”,用田余庆先生的话说,其实就是吴国官员的“养成和储备机构”。三署中的郎官,用现在的话说,就是“第三梯队”。当时,暨艳担任的职务,是选曹尚书,也就是负责选拔任命官吏的主办官员。他发现三署郎官良莠不齐鱼龙混杂,很多人是靠关系或者走后门混进来的,便大张旗鼓地进行整顿。结果得罪权贵,被诬自杀,祸及张温。为什么会牵连到张温呢?有三个原因。第一,张温和暨艳都是吴郡人。第二,暨艳是张温推荐的。第三,张温与暨艳的观点相同,而且过从甚密(数交书疏,闻问往还)。暨艳被逼死,张温也就跟着倒霉(即罪温)。据《三国志?张温传》,事情大概就是这样。
  这无疑是冤案。暨艳冤,张温更冤。暨艳帮孙权监督官员。澄清吏治,打击不正之风,怎么就该死呢?张温不过与暨艳来往密切,就更没有罪。然而你看孙权强加在张温身上的罪名,又是“何图凶丑,专挟异心”,又是“察其中间。形态果现”,又是“炫贾国恩,为己形势”,又是“揆其奸心,无所不为”。翻译成现代汉语,就是把穷凶极恶、原形毕露,以权谋私、十恶不赦这些词语用上了,简直就是恨得咬牙切齿。
  孙权为什么这样狠张温?联系到后来的陆逊一案,很容易让人觉得他是仇恨江东士族。但这是不对的。张温确实是吴郡“四大家族”之一,暨艳也是吴郡人。然而张温、暨艳检核三署,整顿吏治,首先得罪的恰恰就是江东士族。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言,通过在三署做郎官而进入东吴政权,正是“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利益所在”。反对张温、暨艳这样做的,比如陆逊、陆瑁、朱据等人,也都属于吴郡“四大家族”。由此可见,张温一案的性质,与陆逊一案并不相同。这一回,孙权反倒是保护江东士族根本利益的。
  这就更奇怪了!看来,此案既是冤案又是奇案,因此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,就连诸葛亮也觉得不可思议。据《三国志?张温传》裴松之注引《会稽典录》,诸葛亮听说张温的事,百思不得其解。想了好几天,才恍然大悟说,我明白了!张温这个人,是把是非善恶、清流浊流这些事,看得太明白,分得太清楚了(清浊太明,善恶太分)了。
  诸葛亮的话值得注意。的确,人,不可没有是非,没有善恶;不能没有正义感,更不能姑息养奸。但是,凡是要有一个“度”。清浊要明,不可太明;善恶要分,不可太分。大奸大恶当然不能纵容,小毛病就不必太较真。然而从《张温传》的记载看,暨艳、张温他们整顿吏治时,似乎是“一个都不放过”的。三署郎官,几乎全部降级(率皆贬高就下,降损数等),保留原位的没几个(其守故者十未能一)。给人的感觉,只有他们自己是好人。这就欠妥。要知道,水至清则无鱼,人至察则无徒。峣峣者易折,皎皎者易污。惟我独清的结果必然是怨声载道、众叛亲离。这个道理,看来张温不懂。
  张温不懂这个道理,他的朋友将军骆统也不懂。张温下狱后,骆统上表为张温辩护,将孙权强加在张温身上是罪名一一驳回。裴松之认为这其实是帮倒忙。裴松之在《张温传》的注文里说,庄子讲过:“名者公器也,不可以多取。”一个人,名声太大,不是好事。张温遭到打击,就因为他“取名之多”,这才遭到孙权的忌恨。然而骆统上书,却还要说张温“卓跞冠群,炜晔曜世,世人未有及之者也”,这不是火上浇油吗?
  显然,在诸葛亮看来,张温倒霉是因为他太耿直;而在裴松之看来,张温倒霉是因为他太张扬。其实,两说都有道理。因为耿直和张扬,恰是张温这一类人的共同特点。那么,所谓“张温这一类人”,又是哪一类人呢?
  名士。
  张温是名士吗?是。不但是名士,而且按照田余庆先生《暨艳案及先关问题》一文的说法,还“具备汉末以来名士首领的各种特征”。名士有哪些特征?或者说,名士的标准是什么?我以为有以下几条。第一,家世清白,最好出身名门。像曹操这样的赘阉遗丑”,就别想当名士。第二,才华横溢,而且最好饱读诗书,满腹经纶。像刘备这样“不甚乐读书,喜狗马、音乐、美衣服”的,就不行。第三,地位边缘,不做官,或不做高官、大官,或做了等于没做。这一条,原本是名士的基本条件。因为所谓“名士”,本指“已知名而未出仕的人”,郑玄就说“名士,不仕者”。不过,一个士人,如果出仕之前就已经知名,出仕以后能保持名士身份、名士观念、名士立场、名士做派、名士关系,仍可算作名士。但是,像孙权那样十五岁就当县长,十八岁就为人主的,就显然不是。
  当然,名士之所以叫做名士,还因为他们有名。有名的原因也很多,比如出身名门望族,比如为人特立独行,比如学问大得吓人,总之是很受世人追捧,拥有众多“粉丝”。他们如果发表什么意见,是可以影响舆论的。这些人也喜欢发表意见,而且无论在朝在野,都以民间身份站在民间立场来表达,谓之“清议”。由此可见,所谓“名士”,就是现代的“意见领袖”或者“公众人物”。
  不过名士和名士也不完全一样。比如范文澜先生的《中国通史》,就把汉末的名士分为三类。第一类是“求名不求官”的,我们不妨称之为“清高派”。这类人一生不出仕,却也一生获大名。因为他们每拒绝一次官府的征召,声望就提高一次。越是不肯做官,名气就越大,最后实际上的社会地位“抵得上一个大官”。第二类是“言行刚劲嫉恶如仇”的,我们不妨称之为“耿直派”。他们有一整套自己的道德标准(基本上是儒家的),只要看不顺眼,就毫不留情,痛骂痛批,。所谓“清议”,常常由这类人来发表。第三类是“迎合风气”的,我们不妨称之为“时尚派”。他们往往根据自己对时局的判断,来选择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,也乐意与当局合作,因此最受当局欢迎。第一类名士虽不合作,却也不添乱,不添堵。最让当局者头疼的,就是第二类——“耿直派名士”。
  张温就是“耿直派名士”,另一位赫赫有名的虞翻也是。虞翻是会稽余姚人,出身“江东四大家族”(虞、魏、顾、陆)的虞家。他的学问也好,所著《周易传》曾备受孔融推崇,至今也被人频频引用。因为名气打,朝廷和曹操都招聘他,也都被他拒绝,只在东吴做小官。这些都符合名士标准。因此,我们只要看看虞翻,就知道“耿直派”是怎么回事。
  据《三国志?虞翻传》,虞翻这个人,生性粗疏率真(翻性疏直),为人特立独行(性不协俗),和许多人都搞不来。陈寿说他是“古之狂直”,也就是狂傲任性,刚硬耿直。这样的人,一般都说话直来直去,还喜欢当面顶撞(犯颜谏争),不给别人面子。襄樊战役中,魏将于禁投降关羽,被关押在江陵。孙权占领江陵后,释放了于禁,礼遇有加。有一次,孙权带着于禁外出,两人并马而行。虞翻却冲上前去,大声呵斥于禁,说你一个降虏,怎敢和我们主公并驾齐驱?还要拿鞭子抽于禁,被孙权制止。后来,孙权在楼船上大宴群臣,于禁“闻乐流涕”,虞翻又大声抢白他,说你这家伙是想装出一副可怜相,以求免罪吗?(汝yù以伪求免邪)?结果孙权很不高兴(权怅然不平)。
  虞翻这样对待于禁,或许是出于一种正义感。我们知道,东汉末年的名士,一般是有“道德洁癖”的。这种“洁癖”,有的是真的,有的是装。但不管真假,也都要表现出来。虞翻就是这样,他不止一次表现出对那些降将的蔑视。仍据《虞翻传》,又一次,虞翻乘船虞麋芳狭路相逢。麋芳的部下想要虞翻让路,就大声喊道:快快避开我们将军的船!我们知道,麋芳原本是关羽的部下。吕蒙偷袭荆州时,他和士仁献出江陵、公安二城,投降了孙权。这样的人,虞翻哪里看得起?当然也不会让路。不但不让路,还要站在船头痛骂。虞翻说,丧失了忠诚和信义,拿什么来辅佐君王?出卖了两座城池,还可以大言不惭自称将军吗?结果麋芳躲在船舱里,一句话不说,只是命令船工赶快给虞翻让路。
  虞翻这回是扬眉吐气,也表现了他的道德感。但可以肯定,这并不让孙权高兴。实际上,不要说孙权,便是曹操、刘备、诸葛亮,也不会对虞翻这种“道德洁癖”感兴趣。比如法正,被刘璋派去迎接刘备,却怂恿刘备夺取益州。这种行为,按照传统道德,是不折不扣的“卖主求荣”,诸葛亮怎么不谴责,反倒一再肯定法正的贡献?可见政治家和书呆子的观点是不相同的。书呆子的所谓“道德感”,也未必讨他们喜欢。比如孙权和于禁并马散步,原本就是一种姿态,做给别人看的。虞翻这时去讨论于禁的身份,孙权能高兴吗?
  虞翻却不管孙权喜欢不喜欢,只管按照自己的个性去说去做。有一次,孙权和张昭讨论神仙,虞翻居然插嘴,指着张昭对孙权说,他们都是死人,还讨论什么神仙!世上哪有神仙!孙权原本对虞翻就忍无可忍(积怒非一),这回再不宽恕。一声令下,就把虞翻流放到交州(今广东、广西以及越南的一部分),最后虞翻死在那里。
  其实孙权早就想收拾虞翻了。孙权当上吴王以后,设庆功宴大会群臣。酒宴结束前,孙权起身,亲自给群臣斟酒。虞翻却倒在地上装醉,不拿酒杯去接。等孙权走过,他又爬起来坐好。这就是存心不给孙权面子了。于是孙权勃然大怒,拔出剑来要杀虞翻。当时所有的人都吓得脸sè惨白,只有大司农刘基扑上去抱住孙权,说大王酒后杀名士,就算他有罪,又有谁知道呢?再说了,吴国为天下人仰慕,不就因为殿下尊贤爱士吗?为了一个虞翻就把这些好名声丢了,值得吗?孙权气呼呼地说,曹孟德还杀了孔融呢!寡人怎么就不能杀虞翻!刘基说,正因为曹操滥杀名士,才弄得骂声一片呀!殿下想与尧舜看齐,怎么能学曹操?孙权想了想,就放了虞翻,而且好事做到底,规定“酒后言杀”都不算数。
  此案中最值得注意的,是孙权所言“曹孟德尚杀孔文举,孤于虞翻何有哉”。这话值得注意,是因为别人也有类似说法,这个人就是诸葛亮。据《宋书?王微传》,诸葛亮在处理来敏问题时,就曾说过“来敏乱郡,过于孔文举”的话。来敏的事,我们在《难容水火》一集提到过。据《三国志?来敏传》,此人出身“荆楚名族”,其父来艳曾位在三公(当多司空)。本人则博览群书,精通学术,是个典型的名士。而且,此人和其他名士一样,也是好发议论,干预时政,结果被诸葛亮以“乱群”的罪名罢官。
  这样一比较,就很有意思了。孙权把虞翻看作孔融,诸葛亮则把来敏看作孔融,曹操是把孔融杀了的。孙权和诸葛亮虽然没有杀虞翻、来敏,但也并不认为不能杀。孙权的意思很明确,来敏的罪过比孔融大多了,不杀他,只罢官,实在是宽大为怀。这又说明什么呢?说明三点。第一,孔融、虞翻、来敏是同一类人,即“耿直派名士”。第二,此类人物到处都有,来敏就是蜀国的孔融,虞翻则是吴国的孔融。第三,此类人物走到哪里,都不受欢迎,三国主要领导人曹操、孙权、刘备、诸葛亮也都不喜欢他们,只不过处理起来宽严不一而已。不喜欢是当然的,理由我们以后再说。宽严不一也是当然的,理由也以后再说。
 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这一集讲的三个案子。陆逊挨整,因为他是士族。虞翻挨整,因为他是名士。张温挨整,则因为他既是士族又是名士。孙权与陆逊、张温、虞翻的矛盾,实际上就是他与士族、与名士的矛盾。这其实也是曹操、刘备、诸葛亮遇到的共同问题。也就是说,魏、署、吴三大政权,都与士族有冲突。三国的主要领导人,也都要同名士作斗争。实际上,在大一统的汉、唐帝国之间,有一个三足鼎立的时代,接着又有半统一的两晋和分裂的南北朝,都与这个矛盾有关。因为士族和名士代表的,乃是一股上承东汉下接两晋的政治力量。这股政治力量在与曹操、刘备、孙权相冲突相斗争的时候,由于并未掌握政权,因此是“逆流而上”。但是,由于他们毕竟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,因此曹操、刘备、孙权也是“逆流而上”。正是这两种意义上的“逆流而上”,就决定了魏、蜀、吴有着不同的建国道路,而且最后都要同归于晋。那么,他们的道路又如何,归晋的意义又何在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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