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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 重归一统 第四十二集 无力回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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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263年刘禅君臣的不战而降,是蜀汉史上最后一个不解之谜。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,是有职无权的光禄大夫谯周。谯周为什么要极力主张投降曹魏?刘禅又为什么要听他的?蜀汉朝野,为什么只有少数人主张抵抗,多数人并无斗志?在蜀汉迅速灭亡的背后,又有着什么样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原因呢?
  这一集我们讲蜀汉之亡。
  蜀汉,是三国当中最先灭亡的,这让许多历史学家感到困惑。第一,史家一般认为,和曹魏、孙吴相比,蜀汉要算是治理得最好的,怎么反倒先亡?第二,蜀地有“重险之固”(《三国志?传》载语),打不了别人,难道还守不住?第三,从曹魏出兵,到刘禅投降,其间只有两个月,蜀汉之亡为什么如此之快?这实在让人大惑不解。
  不过困惑归困惑,思考归思考。得出的结论,一般也有四条,即刘禅昏庸、黄皓弄权、陈祗(祗音yīn)乱政、谯周误国。这也是有根据的。我们知道,魏军从洛阳出发,是在曹魏景元四年(公元263年,此年上半年为蜀汉景耀六年,下半年为蜀汉炎兴元年)的八月;决定伐蜀,则是在五月。据《三国志?姜维传》,当时姜维已经得到消息,便上表刘禅,提出布防措施(六年,维表后注),请刘禅速派张翼和廖化分别把守阳安关口和yīn平桥头“以防未然”。谁知这时刘禅只听黄皓的,而黄皓又只听巫师的。巫师说敌人不会打过来,黄皓便信以为真,让刘禅扣下了这份公文(启后主寝其事),结果满朝文武都不知道大祸即将临头(群臣不知)。这岂不是刘禅昏庸、黄皓弄权?
  那么,黄皓是什么人?是刘禅宠信的宦臣。众所周知,东汉灭亡,宦臣干政是原因之一。这条教训,可谓殷鉴不远。所以,诸葛亮在世时,就特地安排董和的儿子董允为适中,领虎贲中郎将,统帅宿卫亲兵,而且在《出师表》中特别交待刘禅,要他“宫中之事,事无大小,悉以咨之”。董允也不负厚望,把刘禅和黄皓看得死死的(上则正sè匡主,下则数责于皓)。结果,董允在任时,刘禅和黄皓都不敢胡作非为。
  但是,董允于延熙九年(公元246年)去世后,情况就变了。接替董允担任侍中的陈祗与黄皓“互相表里”,狼狈为奸。陈祗“上承主指,下接阉竖”,黄皓则由“始预政事”而“操弄威柄”。两个人都排挤姜维,黄皓还暗中策划要废掉姜维,吓得姜维不敢回成都,躲在沓中(一说在今甘肃省,一说在今青海省)种麦子。一个国家,弄成这个样子,岂非亡国之相?所以蜀汉的灭亡,除了刘禅昏庸和黄皓弄权外,还要加上一条:陈祗乱政。
  这当然都有道理,但也不完全。第一,据《华阳国志》、《三国志?诸葛亮传》,以及《亮传》裴松之注引孙盛《异同杂记》,当时主张召回姜维,夺其兵权的,并非只有黄皓,还有诸葛瞻和董厥。诸葛瞻是诸葛亮的儿子,在这次战争中壮烈牺牲;董厥被诸葛亮称作“良士”,显然也不是什么“小人”。但他们都主张撤销姜维的大将军职务,也都迁就(将护)黄皓(董厥还随刘禅投降曹魏)。所以这事不可以道德论,也不能把账都算在黄皓头上。第二,黄皓虽然误了事,却也没有干预姜维在前方的军事行动,杖还是姜维打的。胡三省注《资治通鉴》时,就认为姜维对蜀汉之亡有责任。这当然也可以讨论,但至少说明问题比较复杂。第三,黄皓只是误事,并没有误国,因为他并没有主张投降。主张投降三是谯周。所以,许多人认为,蜀汉之亡还有一个原因,即谯周误国。
  那么,谯周果真误国吗?
  不防还是先把当时的情况说一遍。前面说过,魏军发兵洛阳,是在曹魏景元四年(公元263年)的八月。到十月份,邓艾军就从yīn平(今甘肃省文县)出发,经江由(即江油,今四川省平武)、绵竹(今四川省德阳市),一路杀到了雒县(今四川省广汉市)。这就到达成都的大门口了。据《三国志?谯周传》,当时蜀汉君臣被黄皓忽悠,以为魏军不会马上就来(敌不便至),根本就没做任何准备(不作城守调度)。没想到邓艾的部队竟然“长驱而前”,因此立马慌了手脚,以至于城中居民惊慌失措,纷纷跑进荒郊野外,挡都挡不住(百姓扰扰,皆迸山野,不可禁制)。刘禅召集群臣会议,也是“计无所出”。一派主张“奔吴”,因为东吴是盟友(蜀之与吴,本为和过),或许可以收留自己;一派主张“奔南”,因为“南中七郡,阻险斗绝,易以自守”,或许可以躲避一时。究竟应该“奔吴”,还是应该“奔南”,朝堂之上,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
  这时,谯周说话了。
  谯周的意见,是既不同意“奔吴”,也不主张“奔南”。为什么不能“奔吴”呢?谯周说,自古以来,从来就没有到了别的国家,到了另一个皇帝那里,寄人篱下,还可以再当天子的(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)。所以,我们皇上到了东吴,也只能称臣(今若入吴,故当臣服)。既然同样是称臣,为什么不挑一个大国,要挑小国(且政理不殊,则大能吞小,此数之自然也)。由此可见,魏国能够吞并吴国,吴国不能吞并魏国,这是没有疑问的(魏能并吴,吴不能并魏,明矣)。到那时,我们难道再投降一次不成?如果说投降是屈辱,那么,受两次屈辱,与只受一次,哪个更羞辱一些(再辱之,何与一辱)?此为不能“奔吴”之理。
  至于“奔南”,谯周说,倒也不是不可以,但要早做准备(当早为计,然后可果)。现在,敌军很快就会兵临城下(大敌以近),我们也很快就会大祸临头(祸败将及)。那些小兵小卒、小民小吏的心思,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(群小之心,无一可保)。只怕我们一出门,他们就动手了(恐发足之rì,其变不测),哪里还到得了南方(何至南之有乎)?
  对于谯周的这一番理论,刘禅君臣并无一人反对。只有个别人反问说,现在已经快打到成都了,恐怕他不会接受投降,那又怎么办(恐不受降,如之何)?谯周说,现在东吴尚未臣服,肯定受降,他也不得不受降。受降之后,还不得不给我们礼遇。如果魏国居然不封土地、爵位给陛下,我谯周愿意亲自前往京师依照古义据理力争(周请身诣京都,以古义争之)。结果,蜀汉君臣谁都没有话说(众人无以易周之理)。刘禅倒是仍很忧郁,他还是想逃到南方去。于是,谯周又上疏刘禅,讲了一通南方绝不可去的道理,主要意思是南方少数民族原本不服(以为愁怨),见我“穷追”,必反无疑。刘禅也就打消了念头。
  既不能“奔吴”,也不能“奔南”,那就只有投降。显然,刘禅投降与谯周关系很大。甚至可以说,刘禅就是谯周劝降的。比如陈寿就说,刘禅一家平安无事(刘氏无虞),蜀汉百姓免遭战乱(一邦蒙赖),都是得益于谯周的谋划(周之谋也)。
  这当然是正面的说法。作为西晋的臣子和谯周的学生,他大约也只能这么说。但在持不同立场的人看来,这也等于认定谯周是“头号卖国贼”。因此,痛骂谯周“误国”,痛骂谯周“无耻”,痛骂谯周是“卑鄙小人”的声音,在历史上就不绝于耳。谯周,似乎被牢牢地钉在“历史的耻辱柱”上。
  其实这也是可以商量的。第一,当时朝堂之上讨论蜀汉政权何去何从,刘禅君臣均无战意。他们与谯周的不同,只不过他们主张跑,谯周主张降。甚至,他们也不反降,只不过担心降不了(恐不受降,如之何)。等到谯周拍着胸脯做出保证,也就都不说话了。由此可见,没有谯周,他们只怕也会降。第二,谯周的话,虽然是“投降理论”,却不等于“卖国理论”。就算是“卖国理论”,也不等于“一派胡言”。实际上,谯周的很多话是有道理的,比如“群小之心,无一可保”,比如南方乃“患国之人”,“必复反叛”。这些都是事实。第三,就算谯周“卖国”,也未必是“小人”。因为当时在“三国”之上,还有“天下”。天下究竟是要重归一统的。在天下一统的过程中,投降者又岂在少数?包括被诸葛亮誉为“良士”的董厥都是。如果都要算作“卖国贼”,岂非打击面太宽?
  实际上谯周也不是什么“小人”。从《三国志?谯周传》我们得知,他是一个孤儿,跟着母亲和兄长生活,长大后迷恋古籍潜心学问(耽古笃学),终于成为非常博学的人,《三国志?杜琼传》称他为“通儒”。当然,学问好,不等于人品好。学问挺大而人品极差的人,我们见得还少吗?但谯周似乎不是。他不但没有什么“不良记录”,反倒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。比方说,他家里比较穷,却丝毫不影响他对学术的热爱,本传的说法是“家贫,未尝问产业,诵读典籍,欣然独笑,以忘寝食”。如此安贫乐道,像是小人吗?又比方说,他这个人,大约是有些其貌不扬又不修边幅,而且说话直来直去的(体貌素朴,性推诚不饰)。所以,他第一次见诸葛亮是,所有的人都笑。本传裴松之注引《蜀记》说,当时执法官要求处分那些笑谯周的人。诸葛亮说,算了算了,我都忍不住,何况别人(孤尚不能忍,况左右乎)!但是,诸葛亮病逝,第一个跑到前线奔丧的就是谯周。这像是小人吗?再比方说,诸葛亮去世后,刘禅常常出去游山玩水,还要增加宫廷乐队。当时官居太子家令的谯周便上疏力谏,希望刘禅“奉修先帝所施,下为子孙节俭之教”。这又像是小人吗?
  谯周既然不是“小人”,为什么又要“卖国”呢?也只有一种解释,就是他认为这个“国”该“卖”。或者说,他认为蜀汉早就该亡,甚至希望蜀汉灭亡。为什么蜀汉该亡?因为天下必须统一,也必定统一。而且,在谯周看来,能够统一天下的,就是曹魏。曹魏而非蜀汉,才是代汉而立的“天命所归”。
  这样说,有证据吗?有。据《三国志》的《杜琼传》。杜琼也是大学问家,而且是谯周的前辈,谯周经常向他讨教。有一次,谯周向杜琼请教了“代汉者,当途高”的问题。所谓“代汉者,当途高”,是东汉末年的政治民谣。意思是说,必将取代大汉的,一定是正当大路又高大魁伟的。这话早就在流传了,而且被袁术利用过,因为袁术字“公路”。公路,在袁术看来就是“当途高”了。但是袁术并没有得逞。这样一来,什么是“当途高”,就必须重新解释;而益州学术界的解释,则认为“当途高”就是魏。
  最早提出这种新解释的,是益州的大学问家周舒。他的这种说法在蜀地流传最广,《三国志?周群传》就说“乡党学者私传其语”。但周舒只说“当途高者魏也”,没有解释它为什么就是魏。于是谯周就去问杜琼。杜琼说,这道理还不简单?魏,就是厥的名字呀(魏,阙名也)!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,就是古代天子、诸侯的宫门外、路两边,有一对高大的建筑物,叫做“阙”或者“观”(音guàn)。因为它们高大魁伟、巍然而立,所以又叫“魏”或者“魏阙”。魏阙下面两边,是悬挂政令的地方,所以又叫“象魏”。也因此,魏阙或者象阙,就成了朝廷的代名词。比如《庄子》的《让王》篇,就说那些身在民间却不忘朝廷的人,是“身在江海之上,心居乎魏阙之下”。魏阙或者象阙,既正当大路又高大魁伟,岂非不折不扣地“当途高”?杜琼对谯周就正是这样(魏,阙名也,当途而高)。他还说,前贤们这样讲,乃是一种隐喻呀(圣人取类而言耳)!
  杜琼这么说,谯周似乎还很犹豫。杜琼又问,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吗?谯周说,学生还是不太明白。杜琼说,这有什么不明白的!你想想,古时候的官府、官员,有叫“曹”的吗?汉以后呢?都叫“曹”了。这里也要解释一下,就是汉代的制度,是皇帝所在曰宫,所属曰尚(比如尚书);宰相所在曰府,所属曰曹(比如东曹、西曹)。这叫皇宫相府、宫尚府曹。府,其实就是zhèng fǔ。zhèng fǔ的办事机构叫“曹”,曹的长官叫“曹掾”,吏员叫“属曹”,勤务兵叫“侍曹”。用杜琼的话说,就是“名官尽言曹,吏言属曹,卒言侍曹”。这个“曹”,当然不是曹操的“曹”。但为什么这么巧呢?杜琼认为,这就是天意了(此殆天意也)!也就是说,在杜琼看来,属曹、侍曹,就是属于曹氏、侍奉曹氏。又是“属曹”、“侍曹”,又是“当途而高”,这下子谯周明白了:上天是要由曹魏来统一天下呀!
  于是谯周也开始散布诸如此类的言论,还拿刘备父子的名字做文章。他说,咱们的先帝叫什么名字?备。备是什么意思?具备。说得白一点,就是“足够了”。当今圣上叫什么名字?禅。禅是什么意思?禅让。说得白一点,就是“让出去”嘛!
  这还不算,景耀五年(公元262年),也就是蜀国灭亡的前一年,刘禅宫中的大树无故而折,谯周又在柱子上写了一条“反动标语”,说是“众而大,期之会;具而授,若何复”。这话陈寿做了解释。他说,众,就是草,因为“曹”有群的意思,众的意思(《广韵?豪韵》曰:“曹,众也,群也”)。大,就是魏,因为“魏”通“魏”,有高大的意思。具,就是具备,也就是刘备。授,就是禅让,也就是刘禅。因此,所谓“众而大,期之会”,就是说,曹魏啊曹魏,你又众多,又高大,天下人都盼望着汇集到你那里。所谓“具而授,若何复”,则是说,蜀汉啊蜀汉,农民一个已经足够,一个准备禅让,还有什么“后来人”吗?
  这就是谯周的思想和言论,也是他后来要“出卖”蜀国、主张投降的意义。显然,谯周的“卖国”,不是道德品质问题,而是政治立场问题。说白了,他就是要拥护曹魏,反对蜀汉。毫无疑问,周舒也好,杜琼也好,谯周也好,他们的言论都是牵强附会、强词夺理、装神弄鬼。但是第一,当时兴这一套;第二,人们也吃这一套。《三国志?杜琼传》说,蜀汉灭亡后,大家都说谯周算得真准(咸以周言为验)。其实哪里是算得准,是那些人都盼望着曹魏胜利,蜀汉灭亡。
  那么,蜀汉又是怎么得罪了他们呢?
  也有四点。
  第一是“分利不均”。实际上,只要看看反对蜀汉的都是些什么人,就不难明白这一点。周舒,巴西阆中人;杜琼,蜀郡成都人;谯周,巴西西冲人。这是散布“反动言论”的。此外,还有图谋不轨被诸葛亮所杀的彭羕,广汉人;断言东汉将亡、刘备将失荆州,后来被刘备所杀的张裕,蜀郡人;刘备时期装聋作哑“闭门不出”,好不容易被诸葛亮请出山来又“乞老病求归”的杜微,梓潼涪县人。很清楚,清一sè都是益州人。
  再看刘备、诸葛亮信任重用的人,关羽、张飞、马超、黄忠、赵云不算,其他的如庞统,荆州襄阳人;法正,扶风郿县人;许靖,汝南平舆人;糜竺,东海朐(音qǘ)县人;董和,南郡枝江人;魏延,荆州义阳人;杨仪,荆州襄阳人;马谡,襄阳宜城人;蒋琬,零陵湘乡人;费祎,江夏鄳(音méng)县人;姜维,天水冀县人。这些人有的属于荆州集团,有的属于东州集团,但都不是益州人。当然,土著也有受信任的,比如费诗,犍为南安人;黄权,巴西阆中人;王平,巴西宕渠人。不过他们的受信任都要大打折扣,或者先不受信任(如王平),或者后不受信任(如黄权),或者中间出问题(如费诗)。
  平心而论,这个问题,诸葛亮不是没有意识到,也不是没有做工作。比如杨洪,犍为武阳人,就是诸葛亮一手提拔的。据《三国志?杨洪传》,当时,李严在犍为当太守,杨洪在他手下做功曹(办事员)。因为反对郡zhèng fǔ搬家,杨洪与李严分手,到了成都,被诸葛亮发现是人才。结果,李严还在犍为,杨洪就当了蜀郡太守(严未去犍为而洪已为蜀郡)。杨洪提拔的门下书佐(抄写文书的办事员)何祗,几年后也当了广汉太守,而这时杨洪也还仍然是蜀郡太守(时洪亦在蜀郡)。所以,当时益州人士都佩服诸葛亮人尽其才(是以稀土咸服诸葛亮能尽人之器用也)。此外,被诸葛亮信任重用,同时也敬重佩服诸葛亮的益州人士,也还有一些,比如蜀郡成都人张裔等等。
  不过,这些努力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既不能改变既定的组织路线(荆州第一,东州第二,益州第三),又无法消除益州集团的顾虑。他们的账算得很清楚:蛋糕就这么大,吃的人多了,到嘴的就少了,何况“分利不均”?刘璋的时代,他们是“二等公民”。刘备一来,他们变成“三等”了,怎么会愿意?还不如让曹魏来统治。
  那么,曹魏来了,益州集团就不会变成“四等臣民”吗?不会。因为曹魏要夺取的是天下,不是在益州占山为王。何况曹丕接班后,实行的是“九品中正制”,也就是由各地名流担任本郡“中正官”,负责推举本籍人士。这对益州士族是有利的。果然,司马昭灭蜀后,就将原属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都调回中原,实施“蜀人治蜀”。这就更让益州集团记得,他们反蜀是反对了。
  第二是“治蜀过严”。众所周知,诸葛亮执政,实行的是依法治国,而且令行禁止执法如山。这原本是对的,但也难免引起一些人的不满。《三国志?诸葛亮传》裴松之注引《蜀记》中甚至有这样的话:“亮刑法峻急,刻剥百姓,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。”这个说法是“未闻善政以刻禄为称”。第二,陈寿对此另有说法,他在《三国志?诸葛亮传》的评语中说的是“刑政虽峻而怨者”。一个是“咸怀怨叹”,一个是“而无怨者”,这就矛盾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们虽然宁信正史,不信野史,即“蜀人无怨”。
  我的看法,是两说并不矛盾。因为诸葛亮治蜀虽然偏“严”,但基本上“严”地公正(当然也有不够公平的时候,比如冤杀益州豪族常房,就被裴松之认为是“妄杀不辜”)。公平,是诸葛亮大得人心之处。实际上,陈寿对此是有解释的。陈寿说,为什么诸葛亮“刑政虽峻而无怨者”呢?就因为他“用心平而劝诫明”。平,就是公正;明,就是公开。既公开又公正,也就公平。不过,公平不等于不严俊(事实上陈寿也承认“峻”)。所以,民众虽然不会抱怨不公平(刑政虽峻而无怨者),却仍然会抱怨太严峻(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)。也所以,《三国志》的说法和《蜀记》的说法都对。
  第三是“战事太多”。诸葛亮“数出祁山”,姜维“九伐中原”,这些都是益州集团反对的事,谯周还专门发表了他的《仇国论》。在这篇文章中,谯周明确指出,现在并非秦朝末年(既非秦末鼎沸之时),倒像是战国初期(实有六国并据之势)。所以,咱们当不了汉高祖,顶多能争取当个周文王(故可为文王,难为汉祖)。如果不审时度势,一味穷兵黩武(如遂极武黩征),势必土崩瓦解(土崩势成),可就神仙也救不得了(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)!
  谯周此论,无疑是一篇“反战宣言”,代表了益州集团对诸葛亮、姜维等人不自量力连年发动战争的强烈不满,也是益州集团对蜀汉当局的一次公开叫板。奇怪的是,谯周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,后来还官升一级,成为光禄大夫,地位仅次于九卿。这至少说明,谯周的论调很有一些市场。甚至就连朝廷当中许多人,也私下里以为然。
  第四是“人民甚苦”。正如《三国志?后主传》裴松之注引《蜀记》,刘禅投降时,蜀国人民有二十八万户,人口有九十四万人,军队有十万二千,官吏有四万。也就是说,平均每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,每七户就要供奉一个官吏。蜀国人民,实在是负担不起了!
  当然,由于诸葛亮以身作则,蜀汉官员总体上比较廉洁。要不然,这个政权早就垮台了。但我们要记住,老百姓更关心的,还是自己能够吃饱肚子。看来,蜀汉当局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。据《三国志﹒薛综传》裴松之注引《汉晋chūn秋》,当时出使蜀国的薛珝(音xǔ)回国以后就对孙权说,我看蜀国是差不多了。为什么呢?走进他们的朝堂听不到正义的声音(入其朝不闻正言),走进他们的田野看不见健康的脸sè(经其野民皆菜sè)。是啊,这样的国家,岂有不亡之理?就算诸葛亮再生,怕也无力回天吧!
  所以,和钟会刚刚出兵,有一个名叫张悌的人就断定蜀汉的必将灭亡。理由之一,就是当局穷兵黩武(玩戎黩武),人民苦不堪言(民疲卒敝)。他三话,记载在《三国志﹒孙皓传》裴松之注引《襄阳记》里,也记载在《资治通鉴》里。张悌和薛珝都是吴人,他们预言蜀汉必亡,果然亡了。那么,他们自己的东吴又如何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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