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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 三国鼎立 第二十六集 得寸进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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赤壁之好,曹操又进行了三次战争,即破马、韩,征孙权,伐张鲁。三次战争,时间都不超过一年。曹操甚至宁肯半途而废,也要返回邺城。那么,曹操为什么要这样做?他每次都匆匆忙忙地赶了回去,究竟是要做什么?是什么事情他一直在牵挂着呢?
  上一集我们讲到,法正指出,曹操一举而降张鲁,定汉中,不继续前进拿下巴、蜀,反倒“身遽北还”,一定是因为“内有忧逼”。这是有道理的。曹操的大后方,一直不太稳定,这是他和孙权、刘备不同的地方。孙权的情况最好。他那个东吴政权,基本上都是自己人。不是孙坚、孙策留下的老臣,如程普、黄盖、张昭、周瑜,就是他自己网罗、发现、提拔、培养的,如鲁肃、甘宁、吕蒙、陆逊。刘备的情况复杂一点。他得到益州以后,蜀汉政权由三部分人组成。一部分是他从荆州带来的,包括诸葛亮,也包括和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关羽、张飞,无妨称之为“东州集团”。还有一个部分是当地的,无妨称之为“益州集团”。这三个集团之间是有矛盾的,这个矛盾是后来汉蜀政权灭亡的原因之一。不过,刘备入蜀之前,并无此矛盾。入蜀之后,也没有尖锐到刘备镇不住的程度。
  曹操就不一样了。曹操不像刘备、孙权那样自立门户,而是“奉天子以令不臣”,或者“挟天子而令诸侯”。这样一来,他的“大后方”,也往往同时是他的“大前方”,因为朝廷里并不都是他的人。相反,蔑视、嫉妒、反感、仇恨,打他的主意,看他笑话的,大有人在。赤壁之战前,曹操所向披靡,战果辉煌,反对派一般不敢公开非议。而且,赤壁之战前,曹操对朝廷、对百官的态度可能还相对比较谦和,野心也不那么明显,一些心存汉室的人对他还保有希望,也表示支持。赤壁之战后就不同了。曹操的功劳没有以前多,野心倒比以前大。这就引起不满。朝廷内部,一方面,正如胡三省注《资治通鉴》时所云,有人想借赤壁之败扳倒曹操,趁机取而代之(操以赤壁之败,威望顿损,中国之人或yù因其败而图之);另一方面,也开始有人对曹操是忠是奸产生jǐng惕和怀疑。这些人以前不多,或者不公开,赤壁之战后就多起来了,甚至此起彼伏前赴后继。
  对此,曹操心里非常清楚。因此,他在赤壁之战后,征讨马超、韩遂前,也就是建安十五年(公元210年)十二月,发布了一道教令,即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,也叫《述志令》,我们在第二集《奸雄之谜》已经讲过。这事的起因,是汉献帝给曹操增加了封地。我们知道,曹操把汉献帝迎奉到许县后,就被封为武平侯。武平是一个大县,食一万户。所以,武平侯是县侯,也是万户侯。这个等级已经很高了,比他的祖父和父亲高了两级。曹操和曹嵩的封侯(费亭侯),亭侯之上是乡侯,乡侯之上才是县侯。建安元年(公元196年),袁术、袁绍、滤布、刘表他们都还在,曹操便已是县侯,地位是很高的。
  十五年光yīn过去,此刻的曹操,已不是一个万户侯就可以满足的了。但是,县侯已是最高规格,再封就是公爵和王爵。这是不可以的,至少暂时不行。于是,傀儡皇帝就给曹操增加封地,增封阳夏(音jiá,今河南省大康县)、柘(音zhè,今河南省柘城县),苦(音hù,今河南省鹿邑县东)三县二万户。曹操发布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,就是要辞让增封的这三县二万户。
  这是曹操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戏,也是他沽名钓誉的惯用伎俩。事情很简单,如果不是演戏,做秀,那就该真让。然而实际上怎么样呢?据《三国志?武帝纪》裴松之注引《魏书》,增封曹操的三县二万户倒是收回了,他的三个儿子却在几天后封侯。曹植封平原侯,曹据封范阳侯,曹豹封饶阳侯,均食邑五千户。平原在青州平原郡,范阳在幽州涿郡,饶阳在冀州安平县。表面上看,曹操少了五千户,换来的却是三个县侯,而且一个州一个,封地都是战略要冲,你说曹操是赔了还是赚了?
  再说了,曹操的目的如果真是让封,或者只是让封,那就应该给皇帝上表章。然而曹操的做法却是给群臣下教令。这是临下,不是奏上。很显然,曹操是要借个由头把自己想说该说的话说出来,就像现在的公众人物制造一个事件,以便开新闻发布会一样。这一点,曹操到不避讳。他在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中说得很清楚,发布这个教令,就是要让朝廷内朝廷外的反对派都没有话说(yù人言尽)。这就是大实话了。此外,令中所言,比如绝不让权等等,也都是真话。所以,也不能说他全是演戏做秀。有些学者因为曹操让县并非本志,就说他的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也不是真话,这就未免书呆子气了。要知道曹操原本就是借鸡下蛋借壳上市,你管他让县是真是假呢?实际上,曹操让县是假的,让县时说的话是真的,或基本上是真的,大部分是真的。假戏真做,真戏假做,半真半假,以假乱真,这就是曹操高明的地方。
  那么,曹操把别人的嘴巴都堵起来了吗?没有,也堵不住。事实上,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发布以后,反对的声音不是少了,而是多了;不是小了,而是大了。这些“谤议”让曹操清醒地意识到,舆论固然重要,权力就更重要;笔杆子固然重要,枪杆子就更重要;与其堵住天下人的嘴巴,不如捏住天下人的脑袋。因此,曹操在利用甚至在创造机会来大造舆论的同时,加紧了对权力的攫取和控制。
  要攫取和控制权力,尤其是中央zhèng fǔ的最高权力,就不能长时间地离开政治中心。所以,上一集说到的三次出征,曹操用的时间都不长,甚至不惜无功而返,半途而废。西征马超、韩遂,是建安十六年七月出兵,次年正月回到邺城,前后不超过七个月;南征孙权,是建安十七年十月出兵,次年四月回到邺城,前后也不超过七个月;征张鲁的时间长一点,建安二十年三月出兵,次年二月回到邺城,也不超过一年。
  曹操匆匆忙忙赶回邺城,并不是为了陪老婆孩子。战场上没得到的东西,他要在官场上捞回来。西征马超、韩遂归来,他得到的是“赞拜不名,入朝不趋,剑履上殿,如萧何故事”;南征孙权归来,他得到的是封魏公,加九锡,建社稷;征张鲁归来,他得到的都是“进公爵为魏王”。所谓“赞拜不名”,就是朝见天子的时候,司仪官只报他的官衔,不呼他的名字。所谓“入朝不趋”,就是朝见天子的时候,用不着小步快走表示恭敬。所谓“剑履上殿”,就是朝见天子的时候,可以佩戴兵器穿着鞋子。所谓“如萧何故事”,就是享受当年刘邦给萧何的待遇。封魏公,晋魏王,就是从侯爵升为公爵,又由公爵升为王爵了。这三件事,第一件是在建安十七年,第二件是在建安十八年,第三件是在建安二十一年。中间,建安十九年时,还有一个“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”,真可谓年年都有新套套,一步一个新台阶。
  建安二十二年(公元217年),曹操的政治待遇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四月,皇帝批准他“设天子旌旗,出入称jǐng跸(音bì)”,是天子出入的专称。出称jǐng,入称跸。冕十二旒,是天子的服饰。东汉制度,皇帝十二旒,白玉;三公诸侯七旒,青玉;卿大夫五旒,黑玉。金根车是皇帝的专车,驾六马也是皇帝的待遇,诸侯只能四匹。五sè副车是和金根车配套的,按东西南北中涂成青白红黑黄五sè,也是皇帝专用的。天子旌旗就更不用说了。曹操获得这些待遇以后,在礼仪上和皇帝已经没有什么两样。再加上他大权独揽,已是没有皇帝称号的皇帝,而且比那个傀儡皇帝更像皇帝。
  这个时候,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曹操要代汉自立了,而实际情况是曹操终其一生都没有迈出这一步。那么,曹操为什么不称帝呢?
  对此,学术界有不同意见。比较通行的说法,是曹操虽有此念,但他审时度势,最终还是决定知难而退,适可而止,把代汉自立的任务留给了他的儿子,证据则在《三国志?武帝纪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和《魏氏chūn秋》。据两书,曹操成为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后,代汉自立的呼声就开始高涨起来。建安二十四年(公元219年),以陈群、桓阶、夏侯惇为代表的一些人拒绝劝进。陈群、桓阶认为,汉朝早已名存实亡,天底下一尺土地一个子民都不属于汉(尺土一民,皆非汉有〉,只剩下一个虚名(唯有名号),取而代之有什么不可以?夏侯惇则说,什么是万民之主?就是能够为民除害众望所归的人。从古至今,都是这样。殿下就是这样的人,应该尽快“应天顺民”,有什么犹豫的?曹操的回答是:孔子说过,施行的是政事,就是从政(施于有政,是亦为政)。如果天命确实眷顾我,我就做周文王好了(若天命在吾,吾为周文王亦),众所周知,周文王是三分天下有其二,却仍然服事殷商的。取代殷商的是他的儿子周武王。所以学术界一般都认为,曹操这话的意思是要曹丕去做他想做的事。果然,曹操去世才几个月,曹丕就逼汉禅位了。
  然而吕思勉先生不同意。吕先生的《三国话史》中有一节《替魏武帝辨诬》,全盘否定曹操代汉自立的说法,认为曹操根本就没有这个念头。他说,曹操自比周文王,“正见得他不肯篡汉”。至于学术界普遍认为这话的意思是暗示曹丕来做,吕先生的评论是“岂非梦呓”。我对吕思勉先生是十分敬佩的,先前曾多次引用先生的话以为论据。但实在地讲,这段话我真没看懂。周文王的儿子不就是周武王吗?周武王不是把殷商王朝灭了吗?怎么曹操的自比周文,就只不过是想做齐桓、晋文呢?
  那么,事情到底是怎样的?
 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,曹操的内心深处其实很矛盾。要说曹操从来就没想过要代汉自立,怕不是事实。说曹操没有这个资格和条件,就更不是事实。但他终其一生确实没有这样做,确是事实。原因何在呢?有障碍。张作耀先生的《曹操评传》总结了四条,我归纳为十二个字:不吉利,想报仇,难改口,不合算。具体说就是:一,曹操年轻的时候说过“废立之时,天下之至不详也”的话。这个观念,晚年时可能还有。二,曹操世受汉恩,报答之心是有的。三,曹操一直信誓旦旦,绝无篡汉之意,总不能自食其言。四,刘备和孙权一直把曹操看作对手和榜样,一方面骂他汉贼,另一方面又巴不得他早点称帝。据《三国志?武帝纪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,孙权甚至在建安二十四年(公元219年)上表称臣,说天命就在曹操这里。对此,曹操的头脑倒是很清醒。他明白,只要自己称帝,刘备、孙权他们马上就会跟着来,“篡汉”的罪名却得由他曹某来背。他不可能上这个当。再说了,曹操现在虽然不是皇帝,却是“中央”,刘备、孙权也只是“地方”。如果三个人都称帝,刘备、孙权他们就不是“地方”,而是“对方”了。这不划算。所以,曹操拿着孙权的信对大家说,这小子是要把老夫搁在炉子上烤哇(是儿yù踞吾著炉上火邪)!这才有“若天命在吾,吾为周文王亦”的说法。也就是说,是否代汉自立,令创打魏王朝,听天由命吧!但是,封公、建国、称王这些事,该做还得做,而且一往无前。
  这当中最重要的是封魏公,加九锡,建社稷,因为它是一个转折点。封公和封侯有什么不同呢?表面上看,不过是爵位高了一等,从侯爵晋升为公爵,然而实际上却有质的区别。封侯,不过得到了一片土地,一个食邑,甚至只是荣誉和面子(比如关内侯);封公,就可以建立社稷和宗庙了。社稷,就是社神和稷神,亦即土神和谷神。《白虎通?社稷》说:“人非土不立,非谷不食。”拥有了土地和五谷,也就拥有了统治权。所以,在中国古代,国家的统治者一定要立社以祭土神,立稷以祭谷神。它们也叫“社稷”,即社坛和稷坛。宗庙则是祭祀列祖列宗的地方。中国古代的国家元首(天子或诸侯,皇帝或国君)都是世袭的。建立宗庙,就表示某个公族、王族或皇族的统治有由来有自,而且万代千秋。
  宗庙和社稷分别建在宫殿前方的左右两边。左边是宗庙,右边是社稷,叫“左祖右社”。在中国古代,这是只有dú lì主权国家的元首才能享受的待遇。它们也同时意味着这个国家的dú lì主权。所以,在中国古代的兼并战争中,如果要消灭一个国家,那么,在攻入这个国家的首都以后,一定要毁灭它的宗庙和社稷,叫“毁庙灭国”。相反,如果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,则一定会同时把宗庙和社稷建立起来,叫“建庙立国”。在西汉初年,只有诸侯王才能这样做,侯是不可以的。也就是说,封侯是赐爵,封公是建国。曹操被封为魏公,而且明文规定“如汉初诸侯王之制”,就意味着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在魏郡建立一个dú lì公国。
  这在当时是一件惊天动地非同小可的事,事先一定做了大量的准备,其间也颇有些周折。据《三国志?董昭传》,提出这个建议的是董昭。董昭这个人,我们在《深谋远虑》那一集讲过。他三事迹虽然不算太多,却总是出现在关键时刻。建安元年,曹操到洛阳见皇帝,又把天子迎奉到许县,把许县变成大汉王朝的陪读,就是董昭帮的大忙。这一次曹操策封魏公,后来又晋爵魏王,也都是董昭的倡议(皆昭所创)。
  董昭的这个建议是他自己想到的,还是曹操授意的?不知道,也不重要。再说这事也用不着多少创造性,只要像上一回一样,“如某某故事”就行。因此依我看,很可能是董昭看透了曹操的心思,投其所好。实际上曹操恐怕早就想干这事了。此前,他做了三项准备工作。第一是扩地。建安十七年(公元212年),曹操获得“赞拜不名,入朝不趋,剑履上殿,如萧何故事”的待遇,同时还得到了十五座城池,地盘就由原来的十五城变成了三十城,翻了一倍。第二是并州,在建安十八年(公元213年)正月将原来的十四个州变成九个,并州和幽州两个州,司州的河东、河内、冯翊、扶风四个郡,都划归曹操当州牧的冀州。第三件事也在同时进行,那就是造舆论。这是曹操当然不便亲自出面,而且也用不着,自然有人帮他做,比如董昭。董昭至少在建安十七年(公元212年)中,也就是曹操“如萧何故事”之后,十月南征孙权之前,就开始游说了。据《三国志?董昭传》,裴松之注引《献帝chūn秋》,还有《三国志?武帝纪》裴松之注引《魏书〉〉,当时董昭找了曹操,找了荀彧,还在朝廷上到处找人说,终于形成议案,而且得到天子的批准。
  于是,建安十八年(公元213年)五月,傀儡皇帝派御史大夫郗虑(郗音chī)持节策命曹操为魏公,措词冠冕堂皇,条件也非常优厚。成为魏公的曹操不但照样担任丞相,而且仍然兼领冀州牧一职。新建立的魏国的制度,则“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”。
  这正是曹操要的东西。因为他的实权实惠一点都没少,地位却高了许多,名誉也得不少。曹操的主张,是“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”。但如果名利双收,实权不小,实惠不少,那又为什么不呢?何况“魏公”这个头衔也不是虚名,也是意味着实惠的。所以,这时曹操心里肯定高兴,却还是要做谦让状,先后让了三次。于是,以中军师荀攸为首,包括钟繇、毛玠、程昱、贾诩、董昭等三十多人联名上书劝进。曹操说,封公爵,加九锡(九种特殊赏赐),这是周公才能享受的待遇呀!我怎么敢当呢?这些人说,敢当,敢当!明公的功劳比周公大多了。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,没有比明公功劳更大的。曹操还是要让,只接受封地,不接受爵位。这些人又说,明公这样,就是既不尊重皇上,又不给我们面子了(是犹汉朝之赏不行,而攸等之请未许也),话说到这个份上,从此才扭扭捏捏地当上了魏公。
  现在看来,曹操这戏演得真是恶心,让人看了很是不爽,也不符合曹操的性格。但没有办法,因为这是规矩,是惯例,也是非走不可的程序。如果不装模作样让一让,他就会被破骂作“厚颜无耻”。更何况,曹操还必须应对舆论的压力。他的封公建国,毕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,在当时并非一片赞成。这不能不让他多加小心,甚至演戏做秀。
  事实上,反对派大有人在。而且,有一个曹操最信任、最看重的人,也不是反对。这个人在过去的岁月里,一直在关键时刻支持和帮助着曹操,这回却唱起了反调。这就让曹操意想不到和倍感伤心。那么,这个人是谁呢?
  是荀彧。
  荀彧在曹操的阵营中,绝对是一等一的重量级人物。曹操是把他当作张良来看待的。他二十九岁投奔曹操时,曹操就说“吾之子房也”。在后来的岁月里,荀彧不负厚望,为曹操出谋划策,甚至出生入死。据《三国志》之《武帝纪》、《程昱传〉〉、和《荀彧传》,兴平元年(公元194年)夏,身为代理兖 州牧的曹操率军倾巢而出征陶谦,留荀彧和程昱守鄄城(鄄音juàn,鄄城在今山东省鄄城县北)。这时,曹操的老朋友张邈和陈宫突然翻脸,联合吕布来打兖州。兖州境内,处处举起了降旗。没投降的,只有鄄城、范县(今河南省范县)和东阿(今山东省阳谷县)。这三座城再保不住,曹操就变成丧家之犬了。荀彧就和程昱商量,两人分头行事。程昱先稳定的范县,然后和枣祗(音zhī)一起固守东阿。荀彧则急调东郡太守夏侯惇前来同守邺城。夏侯惇到了邺城以后,一个晚上“诛谋叛者数十人”,局势才算稳定下来。这时,豫州刺史郭贡带了数万人来到城下,要见荀彧。夏侯惇说,见不得!阁下是一州之镇守,一去,必有生命危险。荀彧说,无碍!郭贡和张邈一伙平时并无勾结。如今匆匆忙忙赶过来,显然还没有拿定主意,正好可以去劝说以下。即使不能把他争取过来,也可以让他守中立。如果不去见他,他觉得我们不信任,反倒会恼羞成怒。于是荀彧只身一人去见郭贡。郭贡见荀彧毫无怯sè,知道鄄城不容易攻下,便撤了回去,鄄城也得以保全。荀彧词句,实在可以和传说中关羽的“单刀赴会”相媲美。
  实际上,在曹操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,我们几乎总能看到荀彧的重要作用。初起兵时,董卓威陵天下,曹操信心不足,是荀彧告诉他董卓“必以乱终,未能为也”,事在初平二年(公元191年);发展时期,诸侯割据中原,曹操举棋不定,是荀彧指点迷津,帮他做出战略规划,事在兴平元年(公元194年);曹操yù迎天灾,诸将众说纷纭,是荀彧为他制定政治上的三大纲领,支持他“奉天子以令不臣”,事在建安元年(公元196年);曹操yù战袁绍,痛感力不从心,是荀彧为他分析必能顺利的四大原因,激励了他的斗志,是在建安二年(公元197年),甚至直到建安十三年(公元208年)南征刘表时,为曹操战略方案的,也还是荀彧。
  然而,正当曹操兴致勃勃准备封公建国的时候,荀彧却泼了一瓢冷水。荀彧对前来秘密征求意见的董昭说,曹公兴义兵,除暴乱,平天下,原本为的是匡扶朝廷,安定国家(匡朝宁国)。他秉持的是忠诚(秉忠贞之诚),坚守的是谦让(退守让之实)。“君子爱人以德”呀!你们如果真爱曹公,就应该帮助他保持晚节。即使不能功成身退,至少也别得寸进尺,“如萧何故事”以后又“如周公故事”。所以这事怕不合适(不宜如此)!
  这就奇怪!荀彧不是曹操的“张良”吗?他怎么会唱反调呢?荀彧唱了反调以后,结果又如何呢?
  请看下集:进退失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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